2.1.1 分布广泛, 病原体种类繁多 目前已知的人兽共患细菌性疾病多呈全球性分布, 且病原体种类繁多, 链球菌属、肠球菌属、放线杆菌属、气单胞菌属、疏螺旋体属等均有人兽共患病病原体, 这可能与细菌在自然界广泛存在, 与人们的生活、生产密切相关所致。细菌污染涉及面广且影响大, 人兽共患细菌病在人兽共患病中是较为普遍, 最常发生的一类疾病, 目前的防控形势也较为严重。

2.1.2 发病率升高, 发病范围扩大, 危害明显加剧 人兽共患细菌病病例多见于与家畜、畜产品以及野生动物密切接触的职业人群。尽管我国的养殖业正加速向规模化、集约化方向发展, 但散养模式还将在一段时间长期存在, 动物疫病很容易对人的健康造成威胁。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家养宠物越来越多, 与宠物相关的人兽共患病也日益升高, 我国目前犬和猫的饲养量超过1.5亿只, 其中宠物犬和猫大约3 000万只^[1]。江苏泰州地区宠物中空肠弯曲菌、结肠弯曲菌的阳性率分别为4.69%、1.23%, 分枝杆菌ESAT-6、CFP-10的基因检出率分别为25.18%和18.09%^[2]。此外, 动物饲养过程滥用抗生素可导致细菌性耐药菌株普遍存在, 由此引起的抗药性问题正日益引起关注^{[3, 4]}。

2.1.3 部分人兽共患细菌病重新反弹, 新的疾病不断出现 历史上在我国流行的一些人兽共患细菌病, 经控制已经不再构成公共卫生威胁, 但近年来出现反弹, 再度流行。以布鲁氏菌病为例, 20世纪80年代期间我国人畜布鲁氏菌病疫情下降, 1995年以后出现明显回升, 此后布病疫情逐年上升, 并由牧区向半牧区和农区移动^[5], 北方仍为我国布鲁菌病的主要流行区, 但南方疫情也有扩散趋势^[6]。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报告, 2004年布鲁氏菌病发病率为0.88/10万, 2010年、2013年、2016年发病率分别为2.53/10万、3.21/10万和3.44/10万, 呈逐年上升趋势, 2016年全国布鲁氏菌病例高达47 139例。此外, 新出现的人兽共患细菌病带来了挑战, 2005年四川资阳暴发人感染猪链球菌病, 造成38例死亡, 2016年对四川省猪链球菌2型感染的血清流行病学调查表明, 2005年资阳、内江、乐山等主要疫区感染率为20%左右, 达州、梁山的感染率为20%~30%, 应引起重视, 加强监测和防控^[7]。

2.2.1 危害人类健康, 严重者可导致死亡, 疾病负担严重 人兽共患细菌病的流行可造成人员残疾、死亡, 而且使家庭及社会经济遭受损失。2017年8月, 非洲印度洋岛国马达加斯加鼠疫病例突然增多, 此后迅速向周围地区扩散, 当年9月13日至12月17日, 共报告2 580例鼠疫病例, 世界卫生组织(WHO)预警级别为橙色2级^[8], 给当地的生产和生活造成极大影响。

2.2.2 对畜牧业影响严重, 影响社会经济发展 据估计, 动物病可使动物的实际生产能力下降20%~67%, 极大地影响动物的经济价值。很多影响动物经济价值的疾病都是人兽共患病。以布病为例, 2006年对吉林洮南市和黑龙江龙江县开展的布病试点工作显示, 2个市(县)平均1年人、畜间经济损失可高达1 638.65万元^[9]。一些国家以我国养殖产品卫生状况为借口, 设置各类贸易壁垒。动物疫病已成为阻碍我国养殖产品出口的最大障碍。

2.2.3 对食品安全和公众健康构成严重威胁 人兽共患病原菌可通过动物性食品直接传染给人, 从而引发疾病, 新的食源性细菌感染不断出现, 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在若干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中, 食物中都检出了大肠埃希菌O157∶ H7或产单核细胞李斯特菌。虽然其发病率较低, 但病情严重, 常使患者丧失劳动力, 有时可致命。尽管我国没有发生李斯特菌病大规模暴发的事件, 但2002-2012年间, 每年均有人和动物李斯特菌病的发生, 且报告涉及全国大部分省份, 提示该病的防控不容忽视^[10]。非伤寒沙门菌(nontyphoidal Salmonella, NTS)是重要的食源性病原菌, 全球每年大约有9 380 万例NTS 感染, 其中约8 030 万例为食源性感染, 约有15 万例死亡^[11]。2015年, 美国华盛顿暴发多重耐药NTS感染, 我国近年因NTS污染食物引起的疫情也较常见^{[12, 13, 14]}。此外, 空肠弯曲菌也是影响动物源性食品安全的重要人兽共患病原菌, 不仅可导致人类胃肠炎和食物中毒, 还与人类的格林-巴利综合征的发生密切相关。

2.2.4 部分病原体可作为生物战剂, 影响社会安定 炭疽杆菌作为生物武器进行恐怖袭击的历史悠久, 炭疽杆菌可以用常规的商用实验设备大批培养, 最近的一次是2001年美国发生的炭疽芽胞杆菌信函事件, 确诊炭疽病人22例, 其中11例吸入性炭疽, 死亡5例。鼠疫传播速度快, 病死率高, 可以借染菌的鼠类和蚤类进行生物战, 还可以通过大量气溶胶的释放对人群进行攻击。其他一些病原生物如霍乱弧菌、斑疹伤寒立克次体、鹦鹉热衣原体等均被认为可用于生产出重要的生物武器。

2.2.5 细菌耐药现象严重给疾病防控带来巨大挑战 近年来, 动物饲养过程中抗生素使用频繁, 且种类多于人用抗生素, 致使动物性食品污染耐药菌的比例升高, 潜在地增加了人类摄入耐药菌株或获得耐药基因的几率。以沙门菌为例, 人源多重耐药沙门菌达60%以上, 并检测到产NDM-1的沙门菌, 且部分人源血清型耐药水平高于动物源沙门菌。此外, 人类因接触野生动物或饲养宠物, 感染动物本身携带的沙门菌的几率也在增加, 且许多动物携带的沙门菌为多耐药、泛耐药菌株。结核分枝杆菌耐药也是结核控制中的重要问题, 对我国西北四省(区)结核杆菌一线耐药调查结果显示, 西藏, 新疆、甘肃和内蒙古的总耐药率分别为64.42%、42.94%、40.48%和23.81%^[15]。

2.3.1 拥有专业的人兽共患细菌病防控机构和防控队伍 鼠疫、霍乱、结核等疾病拥有专业的防控机构和防控队伍, 在人兽共患细菌性疾病防治进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并不断得到加强。以鼠疫为例, “ 十二五” 期间, 根据鼠疫防治任务需要, 为确保有足够人员开展鼠疫监测与应急处理工作,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落实从事鼠疫防治高风险岗位工作人员待遇政策。开展全国, 尤其是中西部鼠疫疫情多发地区鼠疫防治专业人员和医务人员的鼠疫防治知识和技能培训; 改善鼠疫防治队伍装备水平, 提升鼠疫防治队伍的能力。

2.3.2 部分疾病拥有较为系统完善的监测系统 2005年, 中国CDC牵头组织全国重点传染病和病媒生物监测项目。针对鼠疫、霍乱、炭疽、钩端螺旋体病等人兽共患细菌病制定了专门的监测方案, 根据该病在全国的发病情况, 每年在部分省份开展哨点监测, 主要包括传染源种类、密度, 人群和宿主动物血清学调查等。该监测系统经过10多年的运转, 基本了解了目前监测疾病的地理分布特征, 宿主动物分布规律, 并对分离到的病原菌进行了分群、分型和分子遗传学研究等。

2.3.3 具备病原体分离培养、检测技术以及物资储备能力 自2002年SARS发生以来, 国家加快了疾病控制体系建设, 近年来, 随着实验室设备的不断更新, 常见的人兽共患细菌病实验室检测能力不断提高。目前已可实现实时荧光定量PCR快速检测技术、病原体分类鉴定以及PFGE、MLVA、MLST等传染源追踪分型技术等, 基本可以完成疾病暴发流行早期的快速诊断。此外, 中国CDC传染病所实验室每年对常用疫情应急物质和试剂进行储备, 包括实验耗材及病原学分离培养、血清学快速诊断、分子遗传学分析等相关的试剂。

一些人兽共患细菌病经过多年防治, 已积累了丰富的防治经验, 防控策略正确、防控措施有效、监测方法敏感, 防控机构和防控队伍健全, 为今后进一步实现传播阻断乃至疾病消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4.1 人医和兽医缺乏有效沟通协作 由于人医和兽医隶属于独立的行政主管部门, 因此无论在疫情控制还是科研活动中均缺乏有效合作。多数重大动物疫情往往是从动物传播到人, 但兽医和人医在动物疫情初期未做到信息共享, 往往会错过疫情控制的最佳时间。在人兽共患病疫情发生时, 作为动物传染病专家的兽医却无法参与疫情分析、提供建议和技术支持。

2.4.2 从事人兽共患细菌病的专业人员明显减少 近年来, 引起世界范围内暴发与流行, 严重威胁人类健康和安全的人兽共患病多为人兽共患病毒病, 如高致病性禽流感、SARS、人感染H7N9禽流感和埃博拉出血热等, 人兽共患细菌病的发生相对较少, 从事人兽共患细菌病的专业人员明显减少, 而且还要承担其他病种的工作任务。地方疾控部门在设备条件和检测能力方面也有待提高。

2.4.3 监测方案亟需调整 监测经费不足, 非监测省份缺乏相应的技术储备 2005年调整的大多数人兽共患细菌病的监测方案一直使用至今, 随着疫情的发展和变化, 现有的部分监测点连续几年无病例发生, 而监测点以外的地区出现了新的感染, 监测点的调整亟待解决。部分疾病监测的技术指标与国际标准和实际情况不符, 需要进行调整和修订。监测经费不足, 以炭疽为例, 每个省份监测经费仅3~4万元。此外, 非监测省份缺乏相应的技术储备和现场处置技术。

2.4.4 新的检测和监测技术推广乏力 近年来, PCR技术、核苷酸同源性序列分析、基因克隆和表达等新技术、新方法已广泛应用于人兽共患病各专业、各种病的研究, 为快速、有效地防制多种人兽共患细菌病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但由于部分人兽共患细菌病存在地域差异, 使得发病例数较少或者不是监测点的省份在推广该病的检测技术方面明显乏力。

2.4.5 健康教育和监管不到位, 时有剥食病畜肉的现象发生 由于经济利益驱使, 在明知是病畜仍然进行贩卖、屠宰和销售的情况仍然存在。特别是在一些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 这种情况还将长期存在。甘肃、青海等地区的动物间鼠疫近年一直呈持续流行态势, 并存在周期性高峰。但根据以往发生人间疫情的情况看, 90%以上为非法猎捕、贩运和剥食旱獭所致。

根据不同人兽共患细菌病对人及动物危害的不同, 各国对该病的防控也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如炭疽自1944年就被美国列为法定报告的传染病, 莱姆病于1982年开始监测, 并形成了规范的监测和报告体系, 1991年被美国列为法定传染病。加拿大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设计布病控制计划, 也是以农场“ 志愿” 检测为主, 对检测阴性农场授予证书。布病危害严重的国家, 在实施全国性的布病防控前, 往往已出现地方性、区域性或牧场水平的防控措施。

法律法规是人兽共患细菌病防控制度化、规范化的保障。在欧美等经济发达国家, 空肠弯曲菌的感染被列为食源性细菌感染的首位, 其感染率明显高于其他肠道致病菌。新西兰、丹麦等食品安全严重重视的国家弯曲菌病作为国家法定报告传染病之一。单增李斯特菌作为一种重要的人兽共患病原菌, 因其感染的严重性及高死亡率, 在发达国家一直受到高度的重视, 欧美国家有专门的食源性监测网络对食品及病例进行监测。在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香港等国家, 李斯特菌病已纳入法定传染病目录。

政府主导的多部门合作机制是人兽共患细菌病防治工作顺利、有效开展的前提。美国各地公共卫生部门和疾控中心的监测信息部门一起收集、处理和分析数据, 并共同总结传染病报告。在美国, 涉及大肠埃希菌O157∶ H7感染防控的部门主要包括美国CDC、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和农业部(USDA)。PulseNet作为美国食源性疾病的监测体系, CDC和USDA的工作人员会定期交换工作人员, 以加强两个部门之间的信息沟通和协作。

尽管我国在人兽共患细菌病的防控中做了很多工作, 但部分疾病与国外有明显差距。以立克次体病为例, 美国有几十个研究专业实验室, 近千人的研究队伍, 同样在欧洲各国也都有数量可观的专业研究团队, 国家每年固定投入经费用以支持该类病原体的研究、监测及防控。而我国目前该病的研究与监测队伍基本为空白。发达国家实验室立克次体病诊断已经使用现代实验室检测技术, 而我国即使较发达地区的临床医院, 也仍然使用非特异的外斐氏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