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病毒组及研究进展
张拥军1,2, 严延生1,2
1. 福建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福州 350001
2. 福建省人兽共患病重点实验室,福州 350001
摘要

人类病毒组的研究对象包括人体内部及表面所有病毒相关核酸序列。近年来随着高通量测序技术的快速发展,大量文献描述了不同人体器官或系统相关人类病毒组的组成成分及其作用。本文拟对人体口腔、皮肤、呼吸道、血液、神经系统、胃肠道、泌尿生殖道和肿瘤组织中目前病毒组相关知识进行概述,以便了解人类病毒组的组成、遗传多样性、动态变化,深入认识病毒组对人类疾病和健康的影响。

关键词: 病毒组; 高通量测序; 生物信息学
中图分类号:R37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694(2018)07-0653-07
Current Advances in Human Virome
ZHANG Yong-jun1,2, YAN Yan-sheng1,2
1.Fujian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Fuzhou 350001,China
2.Fujian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Zoonosis Research,Fuzhou 350001,China
Abstract

The human virome is the viral components of the microbiome on the surface and inside the human body. With the rapid progress of high throughput sequencing technology in the past decade, tremendous amount of publications emerged focusing on the composition and function of the human virome in diverse human body compartments. Here we review current advances regarding the human virome in oral cavity, skin, respiratory tract, blood, neural system, gastrointestinal tract, genitourinary tract and tumor tissues, so as to deepen our knowledge of the composition, diversity, and dynamics of the human virome, and its impact on human health and disease.

Keyword: virome; high throughput sequencing; bioinformatics

病毒是一种能够自我复制、专性在细胞内寄生的非细胞生物。病毒结构虽然简单, 仅结构蛋白外壳包裹着一种遗传物质(DNA或RNA), 却能够感染各种动物、植物、藻类、真菌和细菌等多种生物群体。在人类发现病毒以来的100多年里, 科学家们对于病毒的探索从未停息。特别是在病毒和人类健康关系方面, 不仅陆续发现了一大批与人类疾病密切相关的致病性病毒, 研制出各种病毒疫苗和抗病毒制剂, 还利用部分病毒独有的生物学特性构建了各种病毒载体, 作为一些遗传疾病和肿瘤基因治疗的工具。

近年来, 宏基因组学(metagenomics)的兴起, 科学家开始关注不同生态环境下所有微生物(细菌、病毒、真菌等)种群的遗传构成及生物学功能,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也于2007年启动了人体微生物组计划(Human Microbiome Project, HMP)[1]。作为微生物组的一部分, 病毒组(virome)由特定生态环境下病毒样颗粒所包含的核酸物质(单链DNA、双链DNA、单链RNA、双链RNA) 构成。因此人类病毒组(human virome)泛指人体内部及人体表面各种器官/微生态环境(如皮肤、血液、鼻腔、口腔、肺、胃肠道、粪便等)所有能够发现的病毒相关序列。其中少部分成员可以引起人类疾病, 绝大多数成员并不一定与明显的临床症状有关联[2, 3, 4]。那么, 人类病毒组究竟有哪些成员?各种病毒在人体不同器官中如何分布及发挥作用?本文拟总结目前人类病毒组研究领域的进展, 以便深入认识人类病毒组的构成、功能以及与人类健康的关系。

1 不同标本来源的人类病毒组

人体内部及表面栖居着各种生物特性不同的病毒群体, 包括真核病毒和大量的噬菌体, 它们通过感染人体细胞及调节人类微生物组, 对平衡宿主的健康和疾病状态至关重要[2]。影响人类病毒组的因素很多, 例如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年龄、地理位置、季节等差异, 均可导致个体接触各种病毒的机会不同, 因此每个人都有自己特有的病毒组。而每个人对病毒的易感性与个体免疫力、病毒与人类遗传特征等也存在联系。同时, 人类病毒组随着病毒进化也可能不断发生改变[2, 3]。根据病毒来源, 人类病毒组既包括引起暂时急性感染的各种动物病毒, 作为细菌、古细菌天敌的噬菌体, 各种内源性逆转录病毒(human endogenous retroviruses, HERVs), 还包括一些人体持续感染和潜伏感染相关的病毒[2, 3, 4]。其中HERVs估计占人类基因组约8%, 但大多数基因被截断和/或产生突变, 不能编码功能性蛋白, 仅少数可以产生相关蛋白或完整的病毒颗粒[2]

健康人体的各种组织系统存在不同生态环境, 其病毒组成分也有差异。根据HMP项目中真核双链DNA病毒调查数据[5], 就发现102名研究对象706份样品(来自人体鼻、皮肤、口腔、阴道、粪便等5种生态环境)中, 平均每人检出5.5个病毒属, 92%的个体样品中能够检出至少一种病毒, 包括疱疹病毒(herpes simplex virus, HSV)、乳头瘤病毒(human papillomavirus, HPV)、多瘤病毒(human polyomaviruses, HPyV)、腺病毒、指环病毒(anellovirus)、细小病毒和圆环病毒(circovirus)等。同时, 按样品采集部位, 无症状健康人群粪便样品只有7类真核双链DNA病毒, 其它部位则存在10-13类, 而且各类病毒在不同部位的构成比也有差异。其中, 环病毒属(gyrovirus)为粪便样品中独有, 依赖病毒属(dependovirus)仅存在于鼻腔。虽然以上数据还缺少单链DNA病毒、RNA病毒、噬菌体及前病毒序列信息, 但至少证明了不同生态环境病毒组的差异, 也充分显示个体之间病毒组的多样性。

1.1 口腔和唾液

人类口腔生态系统包含无数的真核细胞、细菌、古细菌和病毒。口腔是胃肠道的门户, 也是病毒感染和传播的主要场所。唾液不仅能够控制细菌在口腔中的定植(colonization), 而且其中的多种生物活性分子具有抗病毒作用[6, 7]。口腔病毒组研究通常采集唾液或咽拭子作为检材, 据估计每毫升咽拭子或唾液中有108个病毒样颗粒(virus-like particle, VLP), 每毫升牙菌斑则含有107个病毒样颗粒[6]。这些病毒样颗粒以噬菌体为主, 能够分类的噬菌体包括有尾噬菌体目(Caudovirales)的肌尾噬菌体科(Myoviridae)、短尾噬菌体科(Podoviridae)、长尾噬菌体科(Siphoviridae)等[6]。同时, 口腔中的噬菌体群落在唾液、牙菌斑、牙龈下空腔和龈上生物膜之间还存在明显差异。而口腔噬菌体群落是在何种程度上形成及调节口腔细菌群落的, 以及它们之间的平衡是否对人类健康带来直接或间接影响, 目前尚不清楚。除了噬菌体之外, 仅少数病毒序列与已知的真核病毒同源, 包括细环病毒(torque teno virus, TTV)、圆环病毒、HSV和EB病毒(Epstein-Barr virus, EBV)[6]。在致病性真核病毒中, 能够从唾液或口腔拭子中分离培养的常见病毒有轮状病毒、诺如病毒、人免疫缺陷病毒(HIV)、巨细胞病毒(cytomegalovirus, CMV)、1型和2型疱疹病毒(HSV-1、HSV-2)、EBV、流感病毒等, 能够检出病毒核酸物质或特异性抗体的种类则更多[7]

1.2 皮肤

皮肤是病原体和人体之间的物理屏障, 也是多种微生物在人体的定居之处, 一个70 kg成年人的皮肤表面积约1.7 m2。不同部位的皮肤由于温度、湿度、暴露程度等不同, 定居的微生物群落存在差异[2, 8, 9]。皮肤的病毒组研究通常采集不同部位的皮肤拭子作为检材。定居在皮肤上的细菌一般为葡萄球菌属、丙酸杆菌属、棒状杆菌属, 因此, 皮肤的病毒组中, 部分噬菌体成分与上述细菌存在一定联系[2, 3, 9]。皮肤病毒组中能够划分为病毒的序列多数为有尾噬菌体目, 少部分为肌尾噬菌体科和长尾噬菌体科[9]。皮肤上的真核病毒可能为乳头瘤病毒科、多瘤病毒科、圆环病毒科、腺病毒科、指环病毒科、疱疹病毒科和痘病毒科成员, 以乳头瘤病毒科最多。多数个体的皮肤表层有多种乙型和丙型HPV(beta-, and gammapapillomaviruses, β - and γ -HPVs), 高通量测序数据显示健康个体皮肤样品中HPV类型可以高达17种。有的病毒如指环病毒、部分HPV型别可能为皮肤正常生态群落的一部分, 而一些HPV型别、HPyV、HSV等则可能导致皮肤癌和其它皮肤疾病[2]

1.3 呼吸道

呼吸道负责人体与外界氧气和二氧化碳的交换, 分为上呼吸道和下呼吸道, 成人呼吸道总表面积约70 m2, 是皮肤表面积的40倍[10]。人类呼吸道是空气中细菌、病毒、真菌等微生物进入人体的主要途径, 据报道, 健康无症状儿童中呼吸道病毒的检出率超过65%[10]。曾经一度认为健康人的肺是一个无菌器官, 但近年来多种不依赖培养的检测技术表明, 肺里同样存在大量的微生物。研究呼吸道微生物组通常采集上呼吸道样品(鼻咽拭子、鼻咽抽吸物)和下呼吸道样品(支气管灌洗液)。有研究显示, 人类上呼吸道存在包括指环病毒科在内的多种病毒, 下呼吸道病毒组除了大量噬菌体外, 也有较多指环病毒科成员[10, 11]

健康个体鼻吸取物的病毒组分析显示, 呼吸道存在多种真核病毒, 包括巨细胞病毒、淋巴滤泡病毒(lymphocryptovirus)、玫瑰疱疹病毒(roseolovirus)、哺乳动物腺病毒(mastadenovirus)、依赖病毒属、HSV、HPyV以及甲、乙、丙型HPV及未分型HPV、甲型细环病毒(alphatorquevirus)和未分型指环病毒[2, 10]。在发病人群中, 瑞典学者对210名严重下呼吸道感染患者的鼻咽冲洗液进行宏基因组检测, 发现39种病毒感染, 主要为副黏病毒科、小RNA病毒科、正黏病毒科(流感病毒)成员, 占样品病毒共有序列(viral contigs)的90%, 其余依次为冠状病毒科、细小病毒科、指环病毒科、圆环病毒科、多瘤病毒科以及其它[12]。我国学者对135名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infection, SARI)儿童病例样品的病毒宏基因组研究, 得出类似结论。包括副黏病毒科、冠状病毒科、细小病毒科、正黏病毒科、小RNA病毒科、指环病毒科和腺病毒科成员, 而作为对照的15名非SARI儿童患者呼吸道样品中病毒成分相对单纯一些, 除了少部分常见呼吸道病毒外, 主要为指环病毒[13]

1.4 血液

一般认为, 健康人血液是无菌的。一些受到广泛关注的已知血源传播病毒如乙肝病毒(hepatitis B virus, HBV)、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C virus, HCV)、人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人T淋巴细胞病毒(human T-lymphotropic virus, HTLV)等, 在多数国家都已经列入献血员筛查目录, 是保障临床血液安全的重要措施[2, 14]。曾经认为与病毒性肝炎有关联的TTV和黄病毒科成员Human pegivirus (HPgV), 在健康人群血液中检出率较高, 现在普遍认为它们仅在血液中循环不引起任何症状。另外部分病毒(如CMV、细小病毒B19、戊型肝炎病毒), 虽然引起病毒血症, 但只对特定人群带来潜在影响, 因此没有列入常规筛查名录[14]

早期的宏基因组研究发现, 血液中存在相当数量的病毒群体, 据估计人类血浆中各种病毒构成比分别为指环病毒(68%)、疱疹病毒(13%)、多瘤病毒(5%)、有尾噬菌体目(5%)、腺病毒(2%)、痘病毒(1%)、逆转录病毒(1%)和其它未分型的病毒(5%)[15]。上述结论也得到近年来一些采用大样本的病毒组学调查结果支持。瑞士学者对300个红细胞单位和300个新鲜血浆(fresh-frozen plasma, FFP)单位的宏基因组分析[16], 在健康个体血液中经常检出指环病毒和HPgV, 还能检测到一般在皮肤才有的HPV27、Merkel细胞多瘤病毒, 甚至在一个FFP单位中意外检出了星状病毒MLB2。研究人员对美国和欧洲10批次的血浆(每批体积达567 L-2 608L)的病毒宏基因组研究, 发现10个批次均有指环病毒, 8个批次存在A型HPgV, 3个批次发现少量HPV[17]。而Moustafa等[18]对8 240名没有任何传染病人群的血液样品, 进行全基因组测序。从测序数据中提取DNA病毒相关序列, 共发现94种病毒, 包括19种人DNA病毒、前病毒和RNA病毒, 如HSV、指环病毒、HPV、HPyV、腺病毒、HIV、HTLV、HBV、HCV、细小病毒B19以及流感病毒, 来自42%的测试人群。另外75种病毒则主要为商业试剂污染和外环境。

1.5 神经系统

虽然中枢神经系统(central nervous system, CNS)受到血脑屏障的保护, 但仍然有很多病原体能够突破血脑屏障, 引起明显的CNS感染相关疾病及死亡。多种病毒可以通过不同途径侵入神经系统, 导致脑膜炎、脑炎或脑膜脑炎[19]。尽管目前对大多数病毒相关CNS感染缺乏特异抗病毒药物, 但是及时确定引起CNS感染的病毒类型有助于采取相应的应急措施, 有效避免疫情扩大[20]。已知能够感染CNS的病毒有HIV-1、弹状病毒、黄病毒、HSV、流感病毒、副流感病毒、呼肠孤病毒、淋巴细胞脉络丛脑膜炎病毒、虫媒病毒、CMV、腮腺炎病毒、细小病毒B19、麻疹病毒、HTLV、肠道病毒、亨尼帕病毒、布尼亚病毒、披膜病毒等[21]。神经系统的病毒组研究可采集脑脊液作为检材, 但目前缺少采用脑脊液进行病毒组研究的大型队列调查数据。根据最近关于高通量测序用于脑炎个案诊断的综述[20], 汇总了2008年1月-2017年4月共25篇文献报告的44例病例资料, 涉及到常见病毒有HSV、 柯萨奇病毒A9、麻疹病毒、水泡带状疱疹病毒(varicella-zoster virus, VZV)、腮腺炎病毒、EBV和JC多瘤病毒, 罕见病毒有人细小病毒4型(parvovirus 4, PARV4)、人冠状病毒OC-43、人星状病毒MLB1, 新发现病毒则有沙粒病毒、博尔纳病毒(bornavirus)、星状病毒VA1/HMO-C、cyclovirus、gemycircuarlvirus、浓核症病毒(densovirus)。

1.6 胃肠道

健康成年人的胃肠道表面积超过200 m2, 为各种微生物生长和繁殖提供了理想的场所。人体胃肠道的微生物群落与人体生理和健康息息相关, 有关人类胃肠道病毒组的研究较多。胃肠道病毒组研究通常采集粪便样品作为检材, 正常粪便包含病毒样颗粒约108~109/g, 其来源按照宿主类型可分为:人类病毒、膳食来源植物病毒、膳食来源动物病毒、噬菌体、感染原生动物的病毒[2, 22, 23, 24]。粪便中绝大多数病毒样颗粒为噬菌体, 主要包括有尾噬菌体目的肌尾病毒科、短尾噬菌体科、长尾噬菌体, 少部分属于微小噬菌体科[2, 3, 24]。能够划分为真核病毒的序列相对较少, 其中真核DNA病毒科包括双生病毒科(Geminiviridae)、疱疹病毒科、矮缩病毒科(Nanoviridae)、乳头瘤病毒科、痘病毒科、细小病毒科、多瘤病毒科、腺病毒科、圆环病毒科(Circoviridae)等。而真核RNA病毒方面, 虽然相关研究不多, 且发现多数RNA病毒为食物来源的植物RNA病毒, 但至少检出过包括杯状病毒科、小双RNA病毒科(Picobirnaviridae)、小RNA病毒科(肠道病毒)、呼肠孤病毒科(轮状病毒)等在内的RNA病毒[2, 25]。另外, 身体其它部位的病毒也可能出现在粪便中[25], 如呼吸道的鼻病毒、博卡病毒、冠状病毒可能通过吞咽进入粪便, 感染血细胞的病毒如HIV也能在粪便样品中检测到。因此, 在粪便中检出一种新病毒, 并不代表此病毒就是在人类小肠细胞中复制的。

1.7 泌尿生殖系统

人类尿道出现微生物通常与尿道感染有关, 即使没有尿道感染, 尿液中也具有自身独特的微生物群。泌尿生殖道感染分为尿道感染(膀胱炎、肾盂肾炎、前列腺炎)和生殖道感染(尿道炎、宫颈炎、附睾炎、子宫内膜炎、生殖器溃疡、盆腔炎)[26]。对泌尿生殖系统的病毒组研究通常采集尿液、阴道拭子等作为检材。尿液和阴道拭子中经常检出各种HPVs, 可能属于共生微生物群落的一部分。同时, 健康男性和女性尿道还可能有疱疹病毒(HSV、CMV)和多瘤病毒(BK多瘤病毒), 以及一些噬菌体[2, 27]。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研究人员采集了10名尿道感染(大肠埃希菌、粪肠球菌、鲍曼不动杆菌)和10名无尿道感染者的尿液样品, 发现每毫升样品大约含107病毒样颗粒, 略低于唾液和粪便中数目。无论是否存在尿道感染, 都能够检出真核病毒如乳头瘤病毒、疱疹病毒和多瘤病毒。95%样品包含HPV序列, 包括多种不常见型别HPV96、HPV49、HPV121、HPV92、HPV178等。通过与非冗余数据库(non-redundant database, NR)比对, 约27%的共有序列(contig)与已知病毒序列同源, 其中绝大部分属于噬菌体序列, 包括大肠埃希菌、葡萄球菌、粪肠球菌等的特异噬菌体[27]

1.8 肿瘤组织

自从20世纪60年代发现部分肿瘤与病毒感染相关, 迄今已经确认7种肿瘤病毒, 分别是DNA病毒如EBV、HBV、HPV、人疱疹病毒8型(human herpesvirus 8, HHV-8)和Merkel细胞多瘤病毒(Merkel cell polyomavirus, MCPyV), RNA病毒HCV、HTLV-1。大约12%的人类肿瘤由病毒所致, 世界上大部分人群存在至少一种肿瘤病毒, 但只有少数个体发展成为肿瘤[28]

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NCI)和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所(National Human Genome Research Institute, NHGRI)于2006年启动了癌症基因组图谱 (The Cancer Genome Atlas, TCGA)项目, 目的是提高癌症的诊断、治疗和预防。通过收集数千名癌症患者组织样品并进行深度测序, 从序列数据库中也可以调查肿瘤组织中存在病毒。经过10多年的工作, 不仅在所有宫颈癌及部分头颈部鳞状细胞癌样品中检测到HPV序列, 证明了HBV、HCV序列与部分肝癌有关, 以及部分胃癌中有EBV基因表达, 而且发现一些以前未认识到的癌症与病毒的相关性。最近, 有学者首次结合DNA(全基因组、全外显子组)和RNA序列数据, 调查了来自3 052名患者22类不同癌症样品中存在的病毒序列[29]。经过人工排除噬菌体、植物病毒、昆虫病毒和真菌病毒之后, 确定5个科(乳头瘤病毒科、多瘤病毒科、嗜肝DNA病毒科、黄病毒科、疱疹病毒科)34种病毒存在于TCGA癌症样品中。除了少数样品包含低危型的HPV30、HPV73、HPV111之外, 所有宫颈癌样品存在高危型HPV, 其中HPV16、HPV18占89.4%。约20%头颈部肿瘤样品存在HPV, 以HPV16居多。肝癌患者样品中HBV、HCV序列检出率分别为30%和5.6%, 部分膀胱癌患者检出HPV, 在20种癌症组织中发现了疱疹病毒序列, 其中EBV、CMV、人疱疹病毒6型(human herpesvirus 6, HHV6)出现在17种癌症中。

2 病毒组研究方法及挑战

在过去100多年里, 传统的病毒鉴定方法包括病毒分离培养、电子显微镜观察、血清学实验和核酸检测等, 逐渐丰富了人类对于病毒学的认识。由于大多数病毒组成员的遗传背景不明, 也没有合适的培养分离方法, 因此目前主要采用病毒宏基因组的方法获得病毒DNA或RNA基因组序列。宏基因组学不依赖于传统的病毒培养, 而是用分子手段分析环境样品中所有微生物基因组, 是探索复杂微生物环境生态学的可靠工具。但病毒基因组相对较小, 也没有类似细菌16S rRNA基因的通用遗传元件, 病毒宏基因组研究一直受到来自样品处理、测序策略、生物信息学注释等方面的挑战[30, 31, 32, 33]

虽然直接提取来自外环境、临床、培养物等样品的总DNA或RNA进行宏基因组深度测序就能够检测到样品中各种核酸序列, 其中病毒相关序列所占比例甚微, 因而敏感性较低、实用性不高。为了消除来自宿主、外环境细胞碎片和游离核酸物质的干扰, 通常需要采用过滤(0.45 μ m和/或0.22 μ m)、离心(低速离心、超速离心、密度梯度离心)、聚乙二醇沉淀、DNA酶和RNA酶处理等手段对病毒颗粒进行富集[23, 33]。其次, 通过去除宿主rRNA, 或采用基于探针的核酸杂交方法, 如病毒组捕获测序(virome capture sequencing, VirCapSeq)、脊椎动物病毒组捕获测序平台(virome capture sequencing platform for vertebrate viruses, VirCapSeq-VERT)系统, 也可以对特异病毒核酸进行富集, 提高样品中病毒相关序列的比例[30]。同时, 为了涵盖低丰度病毒序列, 还需要对样品中病毒序列片段进行非特异、无偏差扩增。常用方法包括不依赖序列的单引物扩增(sequence independent single primer amplification, SISPA)、多重置换扩增( multiple displacement amplification, MDA)和病毒cDNA扩增片段长度多样性(virus discovery based on cDNA-amplified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 VIDISCA), 不仅能够扩增已知病毒序列, 还能扩增未知病毒序列[31, 32]

早期的宏基因组研究采用的是克隆不同靶片段进行毛细管电泳测序, 其测序通量远远不够, 如今基本上已经被淘汰。近10年来, 各种高通量测序平台不断推陈出新, 尤其在测序读长和通量上取得了飞速发展。测序文库的构建是宏基因组研究的基础和关键, 主要过程即是将目标DNA或RNA制备为测序仪能够相容的形式, 基本过程包括靶序列片段化、双链DNA转换、连接寡核苷酸接头以及文库定量等步骤[23, 33]。无论采用鸟枪法还是核酸扩增准备测序模板, 都必须尽可能让测序文库忠实地代表样品的复杂性, 同时减少实验过程中带来的各种偏差。

在获得原始测序数据以后, 另外一个重要环节就是选择和应用适当的生物信息学工具对宏基因组序列进行注释分析。利用现有各种商业或源代码开放的生物信息学软件, 根据不同的算法原理, 去除接头序列、低质量片段和宿主相关序列, 通过将原始序列数据或拼接后的共有序列与公共数据库的已知序列比对, 然后将序列信息按不同种属来源进行生物学分类。但是, 目前已知的病毒相关参比序列十分有限, 导致许多病毒宏基因组序列数据中相当一部分只能根据部分蛋白质结构信息划分到未知病毒[2, 23]

3 病毒组的功能

随着测序技术发展, 通过深度测序的方法研究人类病毒组, 能够快速确定人体特定生态环境中病毒组的丰度、稳定性、基因功能以及与人类健康的联系, 无疑有助于新发病毒疾病诊断治疗, 减少抗生素使用, 促进抗病毒药物研发。对于人类病毒组的功能, 首先应该认识到, 人类病毒组是身体的一部分, 并不总是对人体健康有害。多数病毒是良性的, 仅少数病毒能够致病。许多病毒一直存在于人体也不引起任何症状。只有病毒感染人体细胞, 出现症状才算是对人体有害。同时, 病毒对人类健康的影响是由个体免疫系统状态决定的[2, 34]。其次, 细菌噬菌体是人类病毒组比例最大也是了解甚少的部分。这些噬菌体种类及分布与定植在人体局部生态环境中的细菌密切相关, 是细菌中各种可移动遗传元件的主要来源, 在细菌通过水平基因转移交换遗传物质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有证据表明, 噬菌体组可能作为人体健康或疾病的生物标志[2, 32]。第三, 致病性细菌与病毒在致病过程中是互相协同作用的。以呼吸道为例, 呼吸道病毒突破人体气管-表皮屏障, 调节宿主先天及后天免疫反应, 有利于病原菌粘附, 更容易引起细菌性疾病; 而细菌反过来也通过上调黏附受体的表达, 增加了人类鼻病毒(human rhinovirus, HRV)和呼吸道合胞病毒(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 RSV)对上皮细胞的结合, 并放大炎症反应[2, 10]。第四, 关于检出率较高的真核病毒TTV和HPgV, 曾经认为与输血后肝炎和血源传播疾病有关, 目前已经排除了它们与疾病的联系, 其功能及生物学意义尚不明确。

4 总结与展望

病毒伴随着人类的一生, 人类通过空气、食物、其它人类、植物、动物、微生物等暴露于病毒环境, 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类健康和疾病的平衡。近年来全球科研人员的努力初步揭示了人类病毒组的部分构成及功能, 为进一步认识病毒组与人类健康提供了便利。但是, 目前有关人体病毒组的资料并不完整, 不仅缺少标准化的病毒分离和测序方法, 病毒基因组参考序列数目也非常有限。多数病毒组研究还局限于DNA病毒, 而关于人体RNA病毒组的数据不够。在富集病毒颗粒过程中, 采用0.22 μ m和/或0.45 μ m的滤膜过滤可能失去一些颗粒稍大的病毒种类, 也忽略了整合在宿主或细菌的前病毒或前噬菌体序列信息; 随机引物扩增过程中, 也可能因为使用的DNA多聚酶偏好而带来系统性偏差。同时, 所有病毒组研究仅仅是提供了病毒多样性及组成, 还无法真实反映不同病毒的载量。对我国的生物医学领域而言, 目前的人类病毒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一方面需要在高通量测序硬件及相关试剂上发展自主的平台体系, 开发标准化的实验和分析流程, 促进高通量测序在临床上的开展; 另一方面则是需要整合不同学科的样本资源, 通过大批量队列样本的病毒组相关序列数据, 尽可能完整地展示我国人群中人类病毒组的构成。总之, 随着高通量测序技术的进步, 测序成本的大幅降低, 更大规模、更全面的人类病毒组研究数据将有助于深入了解病毒的多样性、生态学、进化和病毒分类, 最终必将应用于临床诊断和治疗, 为促进全人类健康带来福利。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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